1980年以前，智利社会保险一直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用现职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来支付到期应付的社会保险福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权享受保险福利的人越来越多，而正在缴纳保费的人在投保总人数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使得保险费入不敷出，因此有关机构不得不提高保险费率，以致最高竟达到工资或应税所得的50%，这严重抑制了雇主雇佣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了就业率的增加。
此外，在老制度下存在各种保险机构，其规则、标准互不兼容，缺乏竞争，使整个保险体系复杂繁琐，管理成本高，更不利于国家对保费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管。自1980年起，智利对其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完全彻底的改革，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智利模式”。尽管仍有批评之声，新制度总体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肯定。
“智利模式”的保险制度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是保费资本化，即每个参加养老保险的人都自愿在一个养老金管理公司开立个人账户，把每月应税所得收入的10%作为养老基金存入该账户。养老金管理公司再将投资所得利润存入个人账户。这些养老金和利润不断积累，一直到投保者退休或因疾病、伤残而丧失劳动力或死亡时，再以养老金或抚恤金的方式归还投保人或相关受益人。这一做法就是把个人投保同其将来领取的养老金或抚恤金挂钩。
第二个特征是公司管理、自由选择。在智利，养老金由私人机构组成的养老金管理公司运营。养老金管理公司被法律严格限制为只能从事与社会保险业务有关的活动，即征收养老保险费，将保险费存入个人账户，并用保费按法律授权的方式投资，将投资所得按法定要求作为保险福利提供给投资者。
养老金管理公司还要为每个参保者在保险公司里购买一种保险，以便在其因疾病、伤残或死亡需将养老金转为抚恤金时获得资助。养老金管理公司要向每个参保者收取佣金，佣金数额由各公司自己确定。这就迫使养老金管理公司之间互相竞争，同时在投资时争取更好的回报，以吸引更多参保者。bx010.cOm
第三个特征是严格的政府监管。政府对养老金安全承担最终风险和责任。如果投保人因为养老金管理公司破产或自己中途失业、生病、伤残等，到期无法达到法定最低福利水平时，国家将提供差额补贴。这种责任促使智利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养老金管理公司进行监管和控制，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总监署”。
例如，在信息披露上，政府规定养老金管理公司应当定期向投保者披露信息，为投保者提供个人储蓄账户报告，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计划严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独立化的原则进行；在投资范围上，养老基金可以投资政府债券、抵押贷款、银行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国外证券产品以及少量的风险投资产品；在投资数量上，对一种项目的投资不能超过养老金总额的30%，但对政府债券投资的限制相对宽松；在投资收益上，养老金管理公司每月的投资收益率不得低于过去12个月全部养老金平均实际收益率的两个百分点，一旦发现某个养老金管理公司用尽所有法律许可的手段仍然达不到法定的最低盈利水平，就果断采取措施补偿损失，并立即关闭清理该公司。
根据摩根集团估计，在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中，智利养老基金的年均实际收益率达15%，是国家管理制度下投资收益率的5倍。智利的经验表明，引入市场化竞争和严格透明的问责机制有利于改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效率。
尽管成效明显，但也有不少专家指出，“智利模式”并不必然代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功的方向，这一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个人强制储蓄的私有化保障模式并不适用于智利其他的社会福利计划，无法体现社会再分配的职能。正因为如此，智利政府不得不另外构建了一套针对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以国家税收筹款而不是构建个人账户为基础的社会救助福利制度。
此外，“智利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高度依赖基金投资收益率，对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市场成熟程度都有较高的要求。再者，还容易造成管理成本过高，甚至是行业垄断。
延伸阅读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项目。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1、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指缴费达到法定期限且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保证年老者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目标是实现“老有所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三部分组成，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指按照国家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医疗保险费，在参保人因患病和意外伤害而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其医疗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目标是实现“病有所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三部分组成，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工伤保险制度：是指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对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伤害或者职业病，从而造成死亡、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职工及其相关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4、工伤保险制度：是指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对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伤害或者职业病，从而造成死亡、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职工及其相关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5、生育保险制度：是指由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其职工或者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回顾我市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历程，与厦门经济特区30年发展腾跃同步。从局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几万名参保职工的退休统筹，发展到今天城乡一体的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险实现高标准、全覆盖；从依靠纸笔算盘征缴拨付，到今天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现代化的手段管理庞大的基金，我市社会保险事业走出的每一步，都与特区发展紧密相连，特区催生和成就了社保，社保维护和促进了特区的发展。
转轨
从企业劳保走向社会保险
厦门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起步较早。1984年7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厦门经济特区劳动管理规定》中规定，“特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基金制度”。厦门在全国较早启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二十多年来，厦门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从原来较为局限的单位保障发展到今天统筹城乡的全民社保。
改革开放伊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服从企业改革需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只是局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特区企业中几万名参保职工的退休费用统筹，而且缴费和待遇标准不一，市、区属企业各自统筹。而旧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由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组成的，仅覆盖职工，覆盖面窄；保障能力与水平受企业经营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制。而失业保险也仅局限在国营企业。
从90年代开始，我市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开始陆续走向法制化的轨道，从单位保障走向社会保障，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及职工个人身份的界限，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一是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项目齐全、缴费和待遇挂钩、公平与效率对等、基金运行平稳、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新体系。二是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包括外来员工在内的企业所有从业人员。
1994年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市政府令第3号《厦门市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必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一了我市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和待遇标准、基金管理。
1994年市政府颁布政府令第4号《厦门市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该规定进一步将失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境外企业驻厦代表机构的中方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业主及其雇员。
1995年，我市作为全国率先进行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颁布实施了《厦门市职工工伤保险暂行规定》（市政府令第5号），并在全市企业单位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职工施行了工伤保险基金统筹。
1997年7月，我市正式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所有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全部纳入，建立全市统一医疗保险政策，实行市级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实行社会保障卡即时结算，使医疗保险覆盖面更广、受益人群更大、抵御风险能力更强、制度公平性更强，就医结算更便捷。
1999年，市政府出台《厦门市外来员工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我市外来员工养老、失业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外来员工参保人数从1993年底的3000人发展到如今的87万人，增长了近300倍。
至此，我市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新体系已初步建成。
1952年2月政务院公布了《劳动保护条例》，标志着新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其保障对象是企业职工，保险项目包括疾病、负伤、生育、医疗、退休、死亡和待业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办法遵循的是1952年12月公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66年期间，社会保障制度有基金、有管理、有监督，基金的收集、管理和监督是分立的，在人口老龄结构轻且经济发展较快的情况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
1966年后，社会保险制度转变成企业保险制度。从保险理论的角度看，这一改变是一种退步，因为它违背了保险大数法则的前提。
企业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原因有二：一方面此时企业人口结构年轻化，退休人口不多，养老负担不重，医疗负担也不重，直到1978年，仍有30个在职人员来养一个退休人员；另一方面，在各行业、各企业内部，赡养率虽然也是不同的，但是当时国有企业几乎是一统天下，而国有企业的最后“老板”都是国家，企业的盈亏、企业负担的轻重无关企业的痛痒，所以人们对企业保险制度并无太敏感的反映。
1984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到改革阶段。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首先是从项目开始的，当以企业为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日益成为企业的负担时，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尝试。
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建立起了以城镇职工为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主要项目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的养老社会保险（以下简称统账制度）、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农村老人占全国老人的比例达到75%，老有所养问题一直是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当前我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wto，依靠家庭养老给农民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利于农民参与国际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并没有形成，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城镇职工养老社会保险问题关注、研究得比较多，而对农村养老社会保险问题重视不够，即使一些学者对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提出了一些见解和主张，这些研究基本思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农村的现状缺乏总体的了解。我国农村总体现状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首先表现在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差距逐年扩大，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79：1.13：1，1995年上升为1.81：1.15：1，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592.6元、1953元和1797元，收入比进一步扩大为2：1.09：1；其次表现在农村居民内部人均纯收入分配差距逐年加大，半数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仍处在平均水平以下，不同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按照农户家庭纯收入进行分组，1990年最低收人组农户的人均纯收人与最高收入组农户的人均纯收人比值是1：6.39，1995年这一比值扩大到1：7.48，到2000年这一比值进一步扩大到1：9.5(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如何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必须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中国农村还有一个特有的现象是劳动力流动性强，农村劳动力已经分化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流向了城市成为""农民工""、一部分流向了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职工、一部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农民，据统计在4.98亿农村劳动力中有8000万人进城打工，有1.28亿人已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农业部，2001),对于这些不同就业途径的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农民的养老社会保险建立的方式应有所区别。
二是大部分研究局限在""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的框架内。这一方面不符合养老社会保险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农村人口政策要求，特别是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近二十多年的今天，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高龄少子使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环境不复存在；同时""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也是对农村劳动者又一不公平待遇，使农民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使政府在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中的职责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三是大部分研究强调农民自愿参加养老保险，这与社会保险的本质相违背,不利于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四是一些农村养老社会保险的研究可操作性、应用性不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立问题。
正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对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研究试图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思路、方法，希望给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二、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研究农村养老社会保险首先要确定这样的理念，农村劳动者同城市劳动者一样具有同等社会保障的权利，它是农村劳动者享有国民基本权利和待遇的具体体现。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关键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根据区域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分布状况，分层分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养老问题""基本思路，这个思路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不可能全国统一，体制问题、基金来源问题、管理问题应该有差异；二是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身份）的农村劳动力养老保险，应该按照其身份不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实行分层分类解决；三是在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也要考虑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与城镇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将来接轨问题。制度的设计包括这几个方面：
1、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对于一部分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这里我们暂且称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外出打工所从事的职业中，80%的人选择从事工业、建筑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较为稳定的职业，收入相对稳定，近8000万具有农村居民身份却又在城市务工的劳动者，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是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者，这一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与户口政策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融入主流社会生活和希望得到相应的社会保护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共同追求（郑功成，2002）。对于这一部分人应该让其享有城镇职工的养老社会保险基本权利，可以直接融入城镇职工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之中，养老保险基金由雇主和个人共同缴纳。当这一部分人享有到城镇职工基本的保障权利，感受到在城市收入稳定、生存比较安全时，他们会考虑完全退出农业劳动、退还承包的土地，以致走向完全离土离乡的道路、成为城市居民，也使农民工拥有的一部分分散耕作、甚至抛荒的土地向种田能手、种田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使农村能够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盘活农地资源、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2、乡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乡镇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型企业多，中小型企业多，原始积累少，国家没有投资，与国有企业比较起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加上发展的时间短，经济实力差，并且还担负着反哺农业的责任。目前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职工收入比较低，要普遍建立这项制度确实有困难。但是对于一部分流向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虽然他们并未完全退出农业劳动、也未退还承包的土地、离土不离乡，但是年老时养老问题同样需要解决，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乡镇企业养老社会保险体系，考虑到将来乡镇企业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接轨问题，乡镇企业养老保险体制也适宜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在乡镇企业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建立过程中必须注意这几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办法，不搞""一刀切""，乡镇企业的经济状况、经济承受能力差距较大，从区域上讲，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差距，从行业讲，高科技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差异，从规模讲，大中型企业与小企业有差异，各地可以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缴费比例，国家应制定原则性框架，各地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二是强制乡镇企业参加职工养老社会保险，而不能由企业和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是否参保，这是社会保险本质决定的，可以通过扩大乡镇企业职工养老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来解决养老金不足问题，因此国家要制定专门法律强制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职工参加养老社会保险；三是考虑到乡镇企业竞争能力以及乡镇企业职工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要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来上缴社会保障机构是不现实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乡镇企业上缴社保机构的缴费比例，都应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较低的范围内，以乡镇企业能够承受为限，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国家要在税收政策、利息政策等方面给予参保企业给予优惠，对于这些企业上缴的税收国家应以补贴的形式适当返还，以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缴费的不足；四是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应允许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乡镇企业之间以及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流动，最终使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接轨。
3、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对于一部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这一部分人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这一部分人的养老社会保险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原则上所有的农民都有义务参加养老社会保险，实行""自助""和""补助""相结合，即养老保险基金由参加保险者交纳的投保费和政府补助金共同构成。考虑到我国农村农民的收入难以确定，农民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有差异的现实，对于要求农民个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部分可以根据该地区上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按一定比例等额上缴，缴费的比例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不同，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地区，缴费比例可以确定在上年人均收入的15%左右，对于人均收入水平中等的地区，缴费比例可以确定在上年人均收入的8%左右，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缴费比例应控制在4%左右。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加上近几年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纯粹的农业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应该承担责任，给予农民补贴，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对农民进行补贴，每公顷耕地补贴达100－150美元，而我国政府不但不补贴农业，相反还要对农业征收农业税费，为了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能否借鉴日本和欧盟国家政策，实施对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补贴的资金1／3通过提高国内农产品售价的办法将补贴负担转嫁给消费者，2／3通过各种农产品价格计划间接或直接从政府预算中获得补贴，实际是由政府农业税收返还来补贴，当然，政府对收入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民补贴水平应有区别，政府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贫困地区农民养老有保障
就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手段一样，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也都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手段。然而，这两种手段又毕竟是有区别的，筹资方式的改变，并不仅仅限于筹资方式本身，它必然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反过来也接受着社会保险制度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
第一，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决定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一方面，普惠制社会保障一般选择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资金，而选择制或非普惠制社会保障制度则一般采取征费方式来筹集资金;另一方面，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可以采取征费方式也可以采取征税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选择部分或完全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适宜采取征费方式。因此，如果我国要改变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就应当先研究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此后才是筹资方式的选择。若选择征税方式，则应废除正在确立中的统帐结合型社会保险制度或明确取消个人帐户，重新确立普惠制与现收现付型社会保险制度;若既要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基金，又想维持统帐结合制度模式，在理论上将无法自圆其说，在政策实践上将陷入新的利益冲突之中。
第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征税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税率统一，而一国之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平衡是实现税率统一的现实条件，这在发达国家或小国家可以做到，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却难以做到，而征费则可以灵活一些。以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客观事实，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完全改变。因此，在社会保险供款率方面，既要避免因差别过大而导致地区之间企业竞争环境不公平的现象，同时也要避免因标准统一而损害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有限的供款率差别的存在成为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第三，国民经济发展状态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经济发展状态不好，大批企业连生存都十分困难，费改税不仅同样不会有好效果，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社会保险制度筹资的强制性与政府的权威性，因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因社会保险制度造成大批企业破产等，国家就可能需要考虑社会风险的承受程度;如果经济发展状态良好，无论征税或征费，均可以实现资金筹集的目标。目前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尚未实现、非国有企业难以普遍承受同一供款率的社会保险负担，费改税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显然很难预料。
第四，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而社会保险费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征集社会保险资金，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要求亦不似社会保险税。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是不可能实行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养老保险就肯定会针对职工、公务员、农民等设计不同的制度，再如是将数亿工业劳动者统一纳入工伤社会保险还是让工伤社会保险与商业性的雇主责任保险并存仍需探讨，其他社会保险项目是否将劳动者全部纳入一元化的制度范围亦是一个大问号，在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并非一元化的条件下，征费改成征税便缺乏可行性;再如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果将工伤、生育、疾病保险等统筹到省级乃至全国的层次，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保险待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因而亦有着商榷的必要。
第五，国家的财政调控能力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财政调控能力强，通过征税方式将社会保险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则具有可控性;反之，如果国家财政实力薄弱，财政调控能力弱，一旦将社会保险资金作为税收并纳入财政范畴，则完全可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冲击。如果采取征费方式，即让社会保险资金在财政体外循环，则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将构成为社会保险资金的第一责任者，而政府财政则构成为第二或最终责任者，第一责任者的存在事实上可以起到控制风险、过滤责任的作用，从而成为减轻政府财政直接责任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新加坡和智利养老保险制度带动养老和经济双重发展的巨大成功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效仿，掀起一股养老保险模式探索的热潮。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同样也需要借鉴其成功经验，因而本文拟将这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作一番比较，希望能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一、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加坡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支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简称CPF)，它利用一种独具特色的“储蓄基金制”即准保险方式构成新加坡的养老保险模式。
1.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演变。这一制度最初只是一个强制性的长期储蓄养老计划，它不包括临时工及独立劳动者，其目的是保障公积金会员退休或因伤残丧失工作能力后的基本生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纯粹的帐户积累方式覆盖面窄、保障程度低的弊端日益显露，新加坡又在原有储蓄帐户制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的公积金计划，增加了基金的投资机会，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养老保障体系。
2.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包括养老保障计划、医疗保健计划、购房产业计划和投资教育计划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而养老保障计划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由一系列围绕保障会员及家属生活这一中心的若干子计划组成，其中:(1)最低存款计划是一种基本保障，它作为公积金制度初期建立的储蓄计划的补充，旨在加强保障会员的养老金存款，以应付退休后的持久生活。(2)公积金补充计划。它限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其目的是协助养老金不足的会员填补退休帐户上的存款。(3)家庭保障计划是为会员及其家属在会员终生残废或死亡时能继续保有住屋或提供赔偿而设立的一项养老保障措施。购房产业计划也含有养老保障的成份，它包括公共住屋计划和住宅产业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使公积金会员能用公积金存款购买建屋发展局的房屋或私人产业作为住宅，保障会员“老有所居”和以不动产抵押贷款及出售产业补充养老金。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进行着一个公共辅助养老金计划，其对象是贫困的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数额很小，约为社会平均收入的12%。
3、养老保险制度的运作与管理。新加坡雇员和雇主缴纳公积金的付款率依雇员的年龄而定。年龄在55岁以下的雇员，公积金的缴纳率为雇员工资的40%，其中雇员承担其工资的18%，雇主缴纳剩下的22%。对55岁至59岁的雇员，其缴纳率为25%，60至64岁的为巧%，65岁以上的均为10%。只要雇员年龄大于55岁，公积金的缴纳率都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公积金的征缴率也相应调整。每个公积金会员在中央公积金局都有三个帐户，其中特别帐户是专门用来存取养老金和紧急财务支出的，它约占雇员薪金的403.5%。该帐户的存款只有在雇员年满55岁退休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时才能一次性提取，提取.养老金数额为雇员和雇主所交的全部保险费及利息总和，从而养老保障的金额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直接相联。从1987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要求职工在55岁时必须在其帐户上保持一笔最低限额的存款，1991年所规定的这个最低储蓄额为3270。新元，·用来购买职工的最低终生年金。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的全权管理机构是中央节约基金会，它由劳工部管辖，内设董事会。其主要任务是照管会员的养老基金和保存档案材料，并负责支付养老金及将积累起来的存款按政府的指示投资。该基金会的管理高度电脑化而且发展宇一个有效的执法系统，能及时追查有关基金款项，政府也对会员的养老金存款免税并保证存款的支付。
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地控制和引导了居民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养老金储蓄在公积金存款中比例重大，而CPF储蓄从60年代占GNP的1.5%到70年代增加为5%，1982年又达到顶峰，占GNP的n%。4私人储蓄的增长带动了国民储蓄的增加，充分发挥了资金的潜力，使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节俭的国家。而且，养老金的存款大部分用于投资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既帮助新加坡发展了国民经济，又形成了资金的良性循环。此外，在养老保障计划下建立的个人帐户排除了政府负担，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养老金存款的投资又使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金，不仅有利于国家的财政盈余和宏观调控，更使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率。在养老保障方面，这一制度也有利于避免老龄化问题的困扰，出于该计划的强制储蓄性，远期消费养老金解决了未来老年生活的收入均等问题，而专人专帐的储蓄形式使年轻的不必担心负担年老的，因而也无需过虑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有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
二、智利的私营养老保险体系
早在1924年，智利就建立了拉美国家第一个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并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来建立专门帐户。70年代以来，智利人口老龄化的明显趋势和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使旧制度难以维系，智利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了1980年的重大改革: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全新的以个人退休帐户为基础，以私营经营管理为特征的运行模式，创造了单一资金来源和私人管理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蓝领工人和百领工人养老保险制度的性质。首先，1980年改革通过立法取消了雇主供款，同时将原来的普通基金转换为个人基金，资金来源的单一化和个人退休帐户的建立，使得智利的养老保险成为强制性个人保险制度。其次，智利社会保障法的规定彻底改革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管理体制。基于国家只应起辅助作用的原则，并考虑到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和改善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新立法认为社会保障的管理应由私人部门来进行，即由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管理13个私人退休金基金。公司必须定期向基金成员通报经营情况和帐目，为保证偿付能力，养老基金也依法同经营公司分离。
从各方责权来看，在新制度下，政府在弥补旧制度下的赤字后仅对新制度的最低养老金保障线以下部分负补贴责任。企业的供款也从1981年至1986年逐步取消，个人成为唯一的供款主体，供款率由从前工资的19.94%下降到10%，养老金则取决于个人储蓄帐户的积累加上从旧制度中转入个人帐户的部分。
实践证明，智利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为智利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由于有13个私人基金参与竞争，基金的管理和经营相当成功。虽然制度设计之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预期为5%，但根据摩根集团的估计，在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中，该制度基金的实际41收益率为年平均15%，是国家管理制度下投资收益率的5倍。第二，与巨额储蓄和储蓄率提高相应的是，智利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地方资本市场。巨额的基金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国内资本的需求，同时，基金绝大多数用于投资私人部门，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第三，智利国内资本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持续的高储蓄和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使智利成为拉美唯一的不仅拥有增值的通货而且经济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内资本市场的雄厚力量也吸引了美国和其他欧洲投资者。此外，这一制度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提高了企业的竟争能力，加上其他开放政策的配合，智利的经济正在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其出口已由70年代初的GDP的20%增至90年代初的35%。
三、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保障计划和智利的1980年改革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两种养老保险模式是适应不同的国家和国情而产生的，因而除了一些基本做法相同之外，也有各自不同的创新与突破。其相同之处在于:
首先，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都是一种强制性个人退休储蓄计划，均以个人资本帐户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职工就业期间交纳的养老基金额和基金投资收入。
其次，两国的养老保险模式都基本上不具备重新再分配的功能。由于个人帐户的原因，智利和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排除了被保险人之间的横向资金流动及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养老金代际转移间题，每个受保障的公民只享受自己帐户上积累起来的养老金;另一方面，政府的负担很小甚至没有，仅仅起到组织者或守夜人的作用，这种转移支付手段也阻碍了养老基金的纵向再分配。
再次，两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在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经验我国尤其应该借鉴。新加坡的公积金存款使私人储蓄率大幅度提高，充足的资金来源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使新加坡发展了经济。智利1980年改革的目标也不局限于为老年人提供收入保障，在它的设计之初不仅考虑了养老问题，而且充分考虑到养老制度对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两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两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组织者和投资目的不同。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计划建立在国家节约基金原则基础上，基金的投资也依据政府的指示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支持基本建设，旨在帮助国家从宏观上调控经济;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则完全由授权的一些养老金私营公司即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整个体制进行的是私有化改革，经营养老基金的公司强调多样化的投资和获利能力，从而带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第二，养老基金操作的透明度和公开程度不同。新加坡除了一个公共辅助养老金计划外，支撑全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只有中央节约基金会，除自谋职业者外的所有职工都必须参加，基金操作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更无竞争压力可言;智利则有13家私人基金参予‘竟争，基金的管理和经营效率很高，法律也严格限制“一人一帐”和“一公司一种基金”，保证了基金的简便易行和透明度。
第三，与投资方向和基金操作相联系的是，两国养老金的回报率不同。新加坡公积金的缴纳率高达雇员工资的40%，而基金存款利率自1955年以来一直只有2%左右。到80年代，政府开始允许将公积金的一部分投资于国外资本市场。据世界银行估计，整个80年代的投资回报率约为3%。智利的新制度要求所有雇员交纳收入的10%作为养老基金，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在1980至1990年期间平均达13%。此外，两国养老基金的管理效率和运作成本也不同。新加坡公积金养老计划的优势之一是其高管理效率和较低的操作成本，1990年总操作成本(包括货币贬值准备金)只占年交纳基金额的。，53%;智利赋予基金会成员在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转移帐户的个人选择权，也就相应提高了广告和销售成本，由基金会成员支付的运作成本，在减去养老和伤残险的最低金额后，平均达年养老基金额的15.4%。根据两国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和成本率来看，新加坡模式的运作成本低收益也低，智利模式的收益高而成本也高，但总的来说智利的私营养老保险制度显得更有活力更为有效。
新加坡和智利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为世界上许多有减轻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以及刺激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国家树立了榜样，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首先丫在我们设计养老保险制度之时，应特别重视其功能的研究，养者和资本形成、经济增长都应受到重视。经济的发展是养老的保证，因而新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不仅要强调其养老功能，坡和智利都把养老保障和经济的共同发展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调其经济功能。新加养老基金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促进了消费增长，带动了经济的萦荣。两国的经验说明，养老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有可能的.如果我国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确立多元化目标，并利用新的养老体制来推动资本的形成，带动经济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解决养老问题，那么无疑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功。
其次，应该看到，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已有的传统养老保险制度，我们不可能照搬智利的私有化经营和新加坡的储蓄式准保险制。彻底的私有化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单一的积累也不适合我国众多的人口和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趋势。确立自我保障自食其力的原则是必要的，然而社会养老保险墓金是一个巨额的数量，对于它政府不能也不应放弃作为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有必要承担一部分社会养老保险的责任，而不能只扮演“组织者”的角色.
此外，养老间题单靠社会保险制度难以解决，必须鼓励企业和私人养老计划，有效组合社会养老、企业养老和家庭养老制度。新加坡和智利两国的模式说明，私人养老制度较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更高;另一方面，仅靠私人养老或社会养老保津都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也难以圆满解决养老何题。因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是多层次的，由社会基本保险、企业补充和职工个人投保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在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如企业补充养老计划、商业养老保险制度中则强调效率优先。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就能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和效率的并重，防止重蹈西方国家“高福利高赤字”的粗辙，成为一种崭新的中国模式。
随收即付制
随收即付制度是指当期所收保险费用于当期的给付，使保险财务收支保持大体平衡的一种财务制度。除养老保险项目外，一般社会保障项目都是采用的这种财务制度。
养老保险采用这一制度有利有弊。随收即付制度最大的优点是费率计算简单，同时因为没有巨额基金，不会有保值增值的压力，不会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但这一制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必须经常重估财务结构，调整费率，而一般地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化、福利水平的刚性等原因，费率一般是日益提高的。同时，从分配关系看，在退休金保险方面，随收即付制度实质上是代际间的再分配关系，日益上升的费率，会加深代际矛盾，造成政治问题。
锚点完全积累制
这种制度是在对影响费率的相关因素进行长期测算后，确定一个可以保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收支平衡的平均费率，并将所收保险费（税）全部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的一种财务制度。企业年金制度中及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划下较多采用这种财务制度。这一制度最明显的长处是由于有基金的积累，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能保持保险费率的相对稳定。但这一优点是以基金收益率高于工资增长率为前提的。这一制度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在制度运行初始就要求较高的费率；二是基金受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如果基金运用得当，不但社会保险制度能从中受益，而且整个经济将由于基金的有效配置而受益，反之，如果基金不能保值增值，这一制度比随收即付制度的成本更高。
锚点部分积累制
这种制度是随收即付制度和完全积累制度的混合物。在初始时，它的费率高于随收即付制度而又低于完全积累制度，在准备金方面，它会多于随收即付制度而低于完全积累制度。
这一制度是要在迎接人口老龄化和初始的高保费制度中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通常的做法是将原来随收即付制度所交保费中的一小部分积累于个人账户制度，或在原来制度之上提高费率，并将增量部分全部积累于个人账户制度。这一制度也同样面临基金的管理和保值增值问题。
中国1997年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采用了这种混合财务制度，称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是法定的保险，它是国家管理部门以法律为依据，以行政手段进行实施和管理的保险。凡是参加工作或自谋职业的成年人都必须参加的保险。它可以为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范围内的经济保障。因为，社会保险是政府行为，所以它带有强制性的特点。用人单位或雇主在雇用雇员时应该签定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或雇主应该为雇员办理社会保险，这是我国法律要求用人单位或雇主应具备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个体人员可以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参加社保，之后要履行按时、足额、连续缴费的义务。参保人员在遇到以上问题时，可以得到相关方面的经济保障。
社保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参保人员每人只有一份），它的基本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保障是保而不包。所以，它的保障度是不能完全满足个人对保障的需求，于是，就需要商业保险来做补充了。
社保，维持的仅仅是你终身之前的“基本生活水平”，请注意这个词，也就是说社保能保证您在老了以后有衣穿，有饭吃。然后就没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呼吁，应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他指出，医疗责任保险是管理医疗风险、缓解医患矛盾、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力工具，也是顺利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建议用3至5年时间，在我国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目前，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在发达国家已成为普遍做法，解决医疗纠纷的功能显著，促进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积累了成熟的运作模式和经验。与此同时，我国在医疗责任保险领域进行了长期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建立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
结合我国实际，马明哲提出两点建议：由卫生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赔偿标准，为妥善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依据，确保病患者的权益得到平等保护；同时，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保监会共同研究，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分阶段、分步骤将医疗责任保险由自愿投保，过渡到半自愿投保，待条件成熟后，通过立法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引言：生育保险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生育保险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统一方针，分散决策，因地制宜，分级管理。
生育保险制度是国家保护生育妇女合法权益，协调两种再生产配置比例的一项社会政策。因而，其主体制度必须由国家统一立法。同时，鉴于我国沿海、内陆、边陲以及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差别巨大，在改革步骤与发展速度上，也应允许各地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切忌事无巨细都由国家大包大揽，注意集中各方思路，发挥团体组织、社区服务以及家庭保障在生育社会保障事业中的作用。考虑到生育社会保险各要素在具体对象、实施方式、基金来源、待遇标准和享受条件等方面的个性，对具体保障制度，要进行分类设计。实行中央和地方职责分工明确、立法权限清楚、相互配套咬合、与社会保障总体工程协调结合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
2、保障生活，有利生产，兼顾公平与效率。
建立生育社会保障体系的直接目的是保障母亲劳动者及其婴儿的基本生活。因而，无论是保障形式、制度设置，还是保障水平、筹资体制，都要以能够保证母子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同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保障事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提高效率完成，因而生育社会保障必须发展适度，要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以促进综合效率为前提，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提供保障，实现公平效益，焕发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性，达到促进生产发展，提高效率的目的。
3、远近结合，全面规划，坚持区域覆盖，加快社会化进程。
生育社会保障的建设，涉及劳动、人事、卫生、计生、财政、税务、统计、银行、工会、妇联等多个部门的业务，是一项综合工程，必须从提高整体效应出发，坚持科学性、严肃性、安全性、效益性原则，针对现实中具有关键性、要害性、全局性的生育保险筹资管理体制问题，突出重点，着眼全局，统筹各方，面向未来制定总体规划，以保证改革沿着有序前进的方向发展。逐步求取合理调整生育保障布局，优化这一事业的结构，提高区域覆盖率和基金统筹率。
4、强化全体公民的生育社会保障意识。
针对传统生育决策观念是生育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阻力的现实，依靠全社会力量，加强理论普及教育。结合民俗改革和养老保险改革，破除生育是家庭私事，妇女个人私事等陈规陋习，通过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服务活动，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范围，提高参与度，转变社会对生育价值的认识，为生育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扫清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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