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负责人介绍，所谓“补入口”，就是在农民参保缴费环节给予财政补助；所谓“补出口”，就是在新农保养老金待遇支付环节给予财政补助。
中央财政主要负责“补出口”，即对国务院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补助基数每人每月55元，即每年660元。这是目前的补助水平，今后国家将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
地方财政补助政策主要分“补入口”和“补出口”两部分。“补入口”主要有三项政策：一是对农村居民个人缴费每人每年至少补30元。是否高于30元，高多少，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二是为鼓励参保农村居民多缴费，地方财政按照“多缴多补”的原则，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给予适当鼓励，具体办法由地方政府确定。三是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财政代其缴纳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补出口”具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国务院统一确定的基础养老金部分，东部地区需要安排50％的补助资金，中西部地区因中央财政全额补助则无须再安排补助资金。第二种情况是，鉴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第三种情况是，为鼓励参保农村居民长期缴费，增加个人账户积累，对缴费超过一定年限的，地方政府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具体政策由地方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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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全美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德尔福申请破产，引起全球汽车配件行业震动，但在目前美国为雇员所承诺的养老金支付已经成为公司日益沉重的负担的背景下，德尔福破产案中所涉及的养老金纠纷同样引人关注。德尔福未来养老金债务的负担价值约为85亿美元，其中约有43亿美元没有做实。在公司破产中，在债务重组中员工的养老金将受到很大损失。
事实上，这一类养老金负担问题当前存在于很多美国公司中，福特、克莱斯勒这样的汽车制造厂商都面临巨大的养老负担，而航天、钢铁企业养老基金计划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几近破产，也使得为其担保的PBGC财政状况面临巨大危机。尽管当前存在养老金危机的美国公司大多属于“大烟囱产业”并且多为固定收益模式(DB)养老金计划，其危害和教训已经引起较多讨论，但深入观察德尔福破产案中养老金纠纷的细节问题，仍有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我国当前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初期处于旧模式过渡、新模式初建的背景，如何推动企业尽快将存量资金转向规范运作和新建企业年金如何防范新的风险更有参考意义。
1.坚持个人账户管理和固定缴费运营，降低企业管理负担和风险。
我国企业年金运营模式明确规定了个人账户积累和固定缴费模式，从制度上防范了这一风险，使得企业避免卷入养老金的沉重负担，将到期支付的表内债务转化为固定支付的当年支出，加上依据经营效益和薪酬解决方案灵活缴费的优势，更容易控制财务状况，降低企业在企业年金管理和支出方面的负担，提高竞争力。另外，当前还有约500亿的存量年金资产在运作中，其中多为大型企业集团，运作模式很多也由企业的财务公司作为集团的闲置资金在企业内部周转。这种运作模式在补充养老保险体制下具有操作简便、适合企业管理的优势，但相对于新的规范制度也存在隐含的风险。
2.明确责任主体，强化信托责任。
德尔福破产案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养老金责任主体的不明确带来公司层面和员工层面的纠纷。目前我国制度规定以受托人为核心的ＤＣ信托模式，其中明确治理主体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当前存量资金的运用潜在风险在于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负责运营的财务公司是否能为养老金资产承担全部责任，一旦出现运营风险，又该如何追究责任。这都无疑促使企业能尽快考虑实行规范化运作，明确受托人角色，使员工的权益保障制度化、标准化。
3.加强过渡问题研究，及早解决老员工补偿问题有利于降低企业投入成本。
当前企业年金市场显著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实现新老过渡，对于旧模式转轨企业和新建计划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新老员工公平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老员工的企业年金补偿。当前参与市场的各方机构也应当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达成企业与员工都能接受的补偿方式，方能推动企业有动力建立计划。因而，吸取德尔福破产案中巨大的养老金缺口教训，加强当前过渡中的细节问题研究，尽早建立规范化运作的程序，及早展开企业年金制度，对企业降低今后企业年金投入成本也是有益处的。
4.利用资产负债管理配置和投资产品优势保证员工利益。
以德尔福破产案为代表的美国养老金危机不仅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资产管理上的原因。目前我国在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进程中，企业和员工也会产生相似的疑虑，即在退休时起缴纳的资产能否有效实现保值增值。这一方面可以由制度制衡、加强信息披露和查询、完善管理人绩效评价等操作手段来解决，也可以由战略资产配置、保本产品方案开发、管理业绩提高等投资手段来解决，其中加强DC模式下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是重要方式。
当时，企业利润几乎都上缴给国家，因此企业负担不起养老金之时，国家就会义无反顾地挑起担子。很惊人的是，退休工人平均收入，能达到就业人口收入的80%。
相比而言，中国农村要差很多，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或是家族亲眷的赡养。当然，中国农村在集体公社时期，也有铁饭碗。
20年后，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并没多大改变，城市养老体系却已翻天覆地。我在《小国企私有化，大国企上市》一文中提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泡沫破碎，政府背负的财政负担非常沉重。因此，政府被迫关闭上万家国企，大批工人“下岗”，幸存的国企也没有了原先的财政保护，盈利急剧恶化。
但此时，和铁饭碗无关的大批私有和外资企业开始大量涌现，中国新社保体系也就亟待建立。
改革成本有多高
中国社保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养老金透明机制；明确企业和员工支付比率；并将覆盖范围从国企工人，扩大到城市就业群体。
当然，中国政府也在考虑，如何让养老体系自负盈亏，并希望建立起农村养老体系来。
早在1990年代，国务院就考虑建立中国养老金体系。
但严格来说，中国政府只是中国养老体系的第一个支柱，也是最基础支柱，还需要其他两个支柱。第二支柱就是保险业，让就业人口能自主购买保险，作为国家强制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也就是绝大多数城市退休人口，他们必须储蓄，以确保退休后能老有所养。
我认为，建立政府养老体系非常重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养老体系覆盖范围，从部分城市人口，强制扩大到所有城市居民。过去，合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工人退休后能获得养老金，而现在，连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都获得养老金的资格。
其次，新养老体系的问世，企业不再承担最终责任。中国劳动管理部门已经建立起专业队伍，来管理养老金。但养老体系的完善还任重道远。我只能看到2005年的数据，中国受养老体系庇护的劳动者为1.3亿，只占总量的48%。
第三，中国养老体系地区差异较大。中国养老金还没有实现全国集中管理，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上海和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养老金缴纳和发放问题都不大，但另一些省份，人口外流、工业衰败、养老金滞缴。也正是这些地区，养老金缺口最大。
为此，中国政府建立新养老体系，必须要付出巨大努力。那么，它的成本究竟有多大，在未来10年里，为退休人口支付养老金究竟意味着多么大的经济负担呢？
我这里先明确一点，以下讨论主要集中于城市社保体系，暂不考虑农村养老金支付问题，这并不是说，农村养老金不重要，而是我看来，中国农村社保体系未来20年内都还难以建立。
我的一个初步判断是，1997年启动的养老体制改革，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非常有限的。因为，在养老体系的三个支柱中，企业和雇员通过强制保险和自主购买保险，承担了最主要的压力。此外，私人储蓄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样听起来，中国政府负担好像很轻。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维持当前的养老体系，会让中国政府背上最沉重的负担。
目前，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口中，许多根本没有缴纳过养老金，更没有买过保险。此外，中国未来10年将步入退休年龄的人口中，很多也没有足额缴纳养老金（这不能怪他们，养老体系改革毕竟没几年）。所有这些人的养老金缺口，都需要公共财政来负担。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足额缴纳养老金的人口步入退休年龄，这个问题将逐渐缓解，甚至是解决。但在之前，养老金困境就可能爆发了。
目前来看，中国养老金账户大致还能维持平衡。根据我的预测，中国养老金账户赤字2055年将扩大到当时GDP的6%。也就是说，政府单为支付养老金缺口，就要花去GDP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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