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全会强调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创新与创造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保险行业的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提到“文化”，大众多会想到文学艺术。实际上，行业文化也应当成为重要的部分，它来自于实践，同样可以充分展示一国的综合实力。如瑞士手表，无人不晓且价格不菲，成为瑞士文化的一个绝佳代名词，象征着其精细、完美、极致、卓越的追求。又如荷兰ING集团，位居全球500大企业前十的综合性财政金融集团，兼营银行、保险、金融投资等多种业务，其遍布各地的行销服务网无形之中也是荷兰文化的最佳宣传者。这些手工业及金融行业都可以成为一国的文化建设贡献者，甚至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走向世界，中国的保险业也可以。
保险文化蕴含于各种行为中，如营销文化正是由友邦保险公司最初带入中国的。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本身就是一幅充满人文意蕴、传递社会关爱、播撒人间温暖、铸就现代文明的文化画卷。
保险产品是一种无形产品，保险品牌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优质服务，消费者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的选择通常是基于对保险文化和品牌价值的认可。中国保险业若能形成本土走向世界的大品牌，在提供保障、补偿、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传递一种爱心关怀，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厚重包容和关爱，必然能给中国文化强国的建设添上极为有力的一笔。因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中应当充分重视保险文化的建设。
树立中国特色的保险文化可以从我国特有的精神内涵出发，结合保险的功能加以宣传。如中国古语所说“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奉养、侍疾、立身、善终等，而养老、健康保险等险种正好与之契合。又如“防患于未然”，“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等流传深远的中国谚语都与保险功能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能很好地将其体现在保险行业文化中，在提供保障、补偿、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传递这一精神，必将成为中国保险行业文化的特色，从本土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扩展阅读
保险文化建设大有可为
文化积淀着人们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对于一个行业而言，文化更是进步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保险行业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行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保险行业文化建设应着眼于长远，以行业文化创建为核心，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规划应当与行业发展战略相一致，与保险公司的企业愿景和保险从业人员的个人愿景相一致，与行业竞争优势相一致。
行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对行业资源充分实施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借助多方力量齐抓共建，丰富宣传形式和平台，才能实现效果的最大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行业监管部门作为其中的重要角色，在行业文化建设中应充分发挥规划、指导、协调、督促、调研和管理职能，引领行业不断完善文化建设机制。
行业文化的本源是行业中的企业文化，应当做好文化融合，将行业文化实质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实现公司文化与行业文化的有效对接；应当积极创新个性企业文化，着力打造适合企业自身的文化类型，为行业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应当采取上下联动方式，层层动员，广泛发动，全员探讨，共同实践，推动行业文化落地生根。
编者按：
12月2日，在大连召开的中国保险文化建设推进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
近日，昆仑健康、幸福人寿和合众人寿及长城人寿四家保险公司因为偿付能力问题收到保监会下发的监管函。
截至2012年底，幸福人寿和昆仑健康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分别为48.06%、32.68%，低于保监会要求的100%红线，属于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合众人寿和长城人寿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32.02%、103.34%，属于保监会规定的偿付能力充足I类公司。
上述四家保险公司均被暂停增设分支机构，其中幸福人寿还被罚自2013年3月20日起停止开展新业务，续期业务不受影响。
对客户没有直接影响在四家保险公司中，除了合众人寿为总部设在湖北的全国性寿险法人机构外，长城人寿、幸福人寿也在湖北设有分公司。
据本地监管部门人士介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主要受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内部来说，可能由于是公司业务发展过快，管理费用、资本支出较高。从外部方面，则主要受到投资收益的影响。不过从四家险企的资质来看，过去一年的资本市场低迷，可能是导致四家险企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不过该人士说，这4家公司的业务对客户没有直接影响，可以通过股东注资等各种途径补充资本，以应对由于业务发展而引发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足或下滑等难题。
面对这样的囧境，昆仑健康计划年内增资3亿至5亿元。年报显示，昆仑健康约九成保费收入来自团险渠道。2010年和2011年的实际资本金分别是14916.9万元和1228.6万元，在实际资本金无大变化的情况下，受公司业务发展较快的影响，昆仑健康2011年的最低资本金上涨了2倍，致使偿付能力由727%下降至22.40%。至2012年年末，昆仑健康的实际资本金为2720万元，最低资本为8324万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仅为32.68%。连续两年昆仑健康偿付能力严重低于保监会要求的100%的最低偿付能力要求。
从2009年至今，昆仑健康共经历了4次增资，每年一次，从2.4亿元增资至4.4091亿元，增资幅度比较小。而另一方面，昆仑健康2012年业务增速非常快。2012年昆仑健康的保费收入由7亿元越过10亿元大关，有两家中心支公司获批筹建，一家中心支公司、一家营销服务部开业。
昆仑健康给记者的官方回复称，按照偿付能力编报规则，公司一直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情况，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司偿付能力保持在充足的水平。2012年12月28日，昆仑健康上报了《关于申请增加注册资本的请示》，目前正等待保监会审批。如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公司注册资本金将达到5.21亿元，公司2012年底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69.15%。
同时根据财政部于2013年1月31日下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免征营业税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名单（第二十五批）的通知》，截至2012年底，退回昆仑健康营业税约2987万元，在该项退税及增加资本金的影响下，2012年底，昆仑健康实际偿付能力充足率约为205.03%，偿付能力充足。
2013年，根据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情况，昆仑健康保险公司董事会已决定加快增资工作步伐，计划在2012年12月增资基础上，再增加3至5亿元资本金，支持业务发展，确保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
相关链接：健康险市场高位增长 面临诸多困境
我国的健康险市场虽然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增长态势，占人身险总保费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但已经走过8年艰辛历程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依然在蹒跚前行，仍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市场拓展的艰难，对于疾病的发病率缺乏足够经验和数据，对医疗风险的识别、评估能力较弱，健康险经营风险居高不下。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的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与可挖掘市场潜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未真正发挥其社会功能。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政策支持不足、竞争主体多、产品结构单一、盈利模式模糊、健康险领域专业人才匮乏等因素，都制约了健康险的发展。
以产品为例，市场上健康险产品种类近千种，但主要分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型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险种相似度高，缺乏竞争力。由于健康险起步相对较晚，对于健康险的盈利模式、经营思路仍不清晰，尚未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运营模式。
目前，我国专业健康险公司只有4家，即人保健康、昆仑健康、和谐健康和平安健康。在寿险公司和产险公司健康险业务的直面冲击下，有的专业健康险公司放弃“健康”，而坚守健康主业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仍在寻找发展的突围之路。
如果从保险进入中国的历史算起，中国保险史可以上溯到1805年以来的200多年。只不过那时保险多以洋面孔出现，充当了列强们经济入侵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这近150年间，保险一直在旧上海、老广州等少数几个有通商口岸的城市生存，并不为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知。因此，保险真正成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事业，应当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庄严宣告的1949年算起。新中国保险业正如其“燕梳”的译名一样，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60年历程，值得我们回眸凝望。
上篇在路上
在新中国保险业60年路上，有过失败，但更多的是成功；有过徘徊，但更多的是坚定。这60年历程恰如人生的60年旅程，必须经受过志学、而立、不惑和自知的历练，走过崎岖、求索、应战和奋进的历程，才能到达顺耳从心的成熟境界。
一、崎岖之路
在新中国保险业成长的60年间，成长与磨难恰似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行。回首新中国保险60年历程，总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起伏过程。
第一次起伏发生在1949年到1958年的10年间。从1949年我国开始独立自主经营保险业务，到1953年外国保险公司完全撤出中国市场，各种保险业务逐步开展起来，全国建立了2000多个分支机构，保险从业人员近5万名，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补偿作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但我国完成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后，“保险无用论”占了上风，中央决定从1959年起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只保留少量涉外业务，中国保险业顿时陷入了发展低谷。
第二次起伏发生在1980到2000年的20年间。国内保险业务一停就是20多年，直到1980年才恢复，保险业获得新生。由于在组织建设、机构建设、人才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险业很快恢复到停办前的水平。此后20年间，保险市场主体日益丰富，市场细分与时俱进。到2000年，我国保险业在市场主体、保费规模、市场体系和法制建设都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但高速发展往往掩盖了深层次矛盾。1999年，我国保险业也迎来首个“负增长”年份，暴露了巨大的隐忧。由于多年规模至上的保费增长和粗放无序的经营管理，2000年底中国保险业整体净资产为负数，主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历史包袱沉重，中国保险业改革任务迫在眉睫。
第三次起伏则发生在2003年到2008年5年间。面对越背越重的历史包袱，是坐观其变，还是自挣枷锁。2003年，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先后踏上股改、吸引外资入股和上市之路为标志，中国保险业从此开始了第三次腾飞。在这短短的5年间，中国保险总资产先后跨越1万亿、2万亿、3万亿台阶，将24年一次的万亿级增长最快缩短为2年！但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2008年集中爆发：一是中国财险业几乎全线亏损；二是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寿险资金几乎全军覆没；三是投连险退保风潮再起波澜。保险业再次站到了发展与改革的十字路口。
二、求索之路
如果说中国人研制两弹一星是“一场静悄悄的急行军”，那么中国保险业的60年求索历程则是“一场肩并肩的接力赛”。
专业是中国保险人首先探求的领地。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业专业人才奇缺，且不到十年就被停业，专业化之路未能形成气候。随后的十年动乱更是让仅存硕果也荡然无存。自学是中国保险人攻克专业难题的主要途径，有时一本专业书籍要传阅上千人。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保险专业教材面世，一批专门培养保险专业人才的保险学校、高校专业院系也相继出现，专业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培育出一大批核保核赔、理财规划和中介经纪等专业人才。到21世纪初，更培养出一批本土国际精算人才，攻克了很多专业难题，在专业化经营上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专业化服务也是保险人孜孜以求的另一领地。保险服务经过60年的发展，早已远离当初理赔应急的原始概念，已从过去“危难之处显身手”初级阶段递进到今天“为难之处显身手”的高级阶段。保险业不仅在抢险救灾，事故赔付、医疗给付等服务上比速度、比质量，更在衣食住行、投资理财、全球响应等延伸服务上比技术、比细节，过去“风险无处不在”的观念渗透正被“保险无处不在”的服务轰炸所替代，服务竞争已成为新时期探索焦点。
此外，60年来，我国保险业从合到分、又从分到合；保险法制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保险监管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稚嫩走向成熟，等等，无一不是数代保险人前赴后继、披荆斩棘的求索结晶。
三、应战之路
中国保险业进入世纪之交的同时，还面临着另一场“入世”战役，即加入WTO！
中国入世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回忆说：加入WTO谈判最困难的领域就是保险业。为什么难就难在保险业呢？主要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短，企业的体制、资金实力、管理经验、技术水平、专业人才与有数百年历史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复业20多年来，中国保险业走的是“以保费论英雄”的数量扩张型发展道路，重规模轻效益，重展业轻管理，重短期扩张轻长远发展，成为中国保险业“入世”的最大挑战。
是“与狼共舞”，还是“被狼吃掉”？“入世”代表团经过艰苦的努力，为中国金融保险业争取了三年过渡期，更准确的说是三年金融保护期。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保险业像迎接大考一样，开始了全面应战工作。一是主要保险公司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二是推动新兴寿险企业发展，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标准人寿等一批寿险新面孔出现；三是加快海外融资步伐，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改制上市；四是逐步开放保险资金运用闸门；五是加强监管体系建设，为完全入世作好制度和法律准备。
可喜的是，从2004年12月11日至今，我们看到了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景象：入世5年来，中资保险企业扛住了入世挑战压力，发展的紧迫感明显增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市场主体更加丰富，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本土化步伐加快；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中国保险业正朝着建立“竞争主体参与、竞争规则公正、竞争过程透明、竞争结果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迈进。
四、奋进之路
60年来，新中国保险业从零起步发展到成为拥有3.7万亿资产规模的大行业，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发挥了重要的经济补偿作用。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9年，在全国总收入只有200多亿元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取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3.6亿元。从1979年到2002年间，中国保险业支付的赔款超过1万亿元，年平均赔付400亿元，约是政府补偿及其他补偿形式的10倍多。而从2002年-2008年以来，就累计支付赔款超过1万亿元，年平均赔付高达1700多亿元，发挥了保险业在抗击自然灾害和个人风险上不可替代的补偿作用。
二是保险保障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统计表明，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个人长期保险单突破2亿件，短期险保单突破5亿张；年保费平台达到9784亿元，直逼万亿级增长平台，较复业初期的保费市场规模增长2000多倍！
三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59年，经过10年发展的保险从业人数不过5万人，而到2008年度，全国从业人员320多万人，增长64倍。
四是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高科技领域保驾护航。从建国初的水利工程建设、职工团体保险，到改革开放后的长江防洪、三峡水电、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奥运工程、核电工程、“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等等，形成了几乎涵盖所有可保风险领域的保障体系。
今天的中国保险业功能更加完备，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政府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影响和谐社会构建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开办以来却日渐萎缩，许多地方甚至停办，2004年以前，国内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产险公司维持开办农业保险。二十多年来，农业保险累计赔付73.9亿元。1985年至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共收入80.86亿元，赔款支出共计70.55亿元，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策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业务亏损严重。农业保险的盈亏平衡点大约为69％左右，而1985年至2004年间农业保险的简单赔付率平均达87.24％，农业保险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共实现保费收入3.77亿元，同比减少0.88亿元，负增长18.86％，仅占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证明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模式是失败的。
构建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解决“三农”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转移的一种经济手段，在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至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三年在1号文件中指出要“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纯粹风险得不到有效转移，农民不能够获得保险利益，会挫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发展策略
要发挥农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其发展策略是实现政府、保险人和农民的良性互动。
政府“补足”农民利益，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农民在农业保险中获得的补偿金额既不能超过保险金额，也不能超过保险标的实际损失价值。而且要获得保险补偿，要付出的成本（保险费率）一般在2％至15％之间，高出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损失率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另一方面，农民获得的保险利益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在同样价格条件下，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多于生产者的最佳供应量。如果按照商业保险公司的最佳供应量进行生产，就必然产生农业保险供应的不足，最终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如果按照社会期望的最佳供应量提供农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必然亏损，最终导致业务萎缩或者商业保险公司退出农业保险领域。另外，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高风险，商业保险公司或者农业互助保险社不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农业保险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使得政府必须参与。政府参与的目的就是补贴上述的外部成本。
他说，安心财险将核心系统搭建在腾讯云，通过数据整合分析，可以使保险信息、投保、核保、理赔等全程互联网化。其中，为解决困扰消费者的理赔难题，数据管理将从文档数据向视频和图像数据管理转变，未来客户不用填那么多单子，用图片或者视频记录就可以理赔。
据介绍，除了把握“互联网＋”给保险业带来的新的风险需求和机会，安心财险还将传统保险业务的互联网化作为重要的突破口，这是和其他互联网保险公司最大的不同。
钟诚说，以小微企业的企财险为例，由于单均保费小，加之没有抵押物，风险识别成本高，很多传统保险公司不愿涉及。而通过大数据挖掘，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风险排查，恰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成本很低。
传统健康险跟小微企业企财险面临一样的问题，那就是要通过第三方机构来判断投保人健康状况和风险，成本高。互联网技术则能解决这些瓶颈。
相关推荐 更多 +
最新更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