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相反，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人口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长期收不抵支的现状，决定了社保只能满足一部分人较低水平的养老需求。中德安联理财专家建议，养老问题应尽早规划，越早投入，收益越高。老龄化
投资早晚回报差异大
对于70、80后的年轻人来说，养老压力犹为突出，由于大部分人士是独生子女，不仅要承担养育子女、赡养双方父母的重任，还要面临日益高企的房价压力。根据中德安联的预测，假设30岁的年轻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每月生活支出为2500元，60岁退休时大约就需要6000元来维持相仿的生活品质，这还不包括自己和家人的医疗费用支出、旅游、压岁钱等社交支出。
那么，什么时候考虑养老最佳呢？举例来看，30岁的韩先生拟购买保险作为养老规划，供选方案有2个，一是从现在开始，每年投资6000元，投资期限为10年；二是10年后开始投资，每年的投资额和投资期限均相同。以投资年回报率为5%进行计算，可以发现，到其65岁时，积累资金分别是26.8万元和16.4万元，后者与前者的差额有10万元之多。
合理选择理财工具
中德安联理财专家称，合理运用理财工具可以有效地化解养老压力。目前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理财工具越来越多，在各种理财工具中，最常见的是银行储蓄和债券，其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安全、取用灵活用，但收益受近期利率影响。近年来货币市场一直处于利率下降区间，存在银行的资产甚至有贬值的可能，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1990年为10.08%，而目前仅为2.25%。
股票看似收益高，但伴随着非常高的风险，一般不建议作为养老规划的主要部分。与储蓄相比，保险能提供长达几十年的资金运作时间，通常以投保时的利率作为保证利率的参考，因此在高利率时投资受益最大；其二，保险有“半强制储蓄”的功能，可避免资金使用的不确定性，做到专款专用；最重要的是，保险可提供风险保障，不幸发生意外，可从保险中获取一笔大于投资数额的保险金，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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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含饴弄孙、携手同游，是大多数人对未来退休生活的美好憧憬。当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养老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话题。可实际上，养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
储蓄和社保养老远远不够
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人口老龄化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长期收不抵支的现状，决定了社保养老只能满足一部分人较低水平的养老需求。而且养老压力在70、80后这代人身上尤显突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独生子女，有限的收入不仅要负担养育子女、赡养双方父母的重任，还要不断贡献给高速发展的中国房产市场。可以预见的是，30年后，当他们踏入退休的行列时，仅靠传统的储蓄和社保来养老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中德安联的预测，一名在上海生活、工作的30岁的人，假设现在每月的单纯生活支出为2500元，60岁退休时大约需要6000元来维持相仿的生活品质，这还不包括自己和父母、岳父母的医疗费用支出，也不包括旅游、压岁钱等社交支出。
养老应当尽早规划
什么时候应该考虑养老的问题呢？中德安联理财专家的意见是，应当尽早规划，越早投入，收益越高。数字可以说明，30岁的韩先生拟购买保险作为养老规划，供选方案有2个，一是从现在开始，每年投资6000元，投资期限为10年；二是10年后开始投资，每年的投资额和投资期限均相同。以投资年回报率为5％进行计算，可以发现，到其65岁时，积累资金分别是26.8万元和16.4万元，差额有10万元之多。
那如何来规划养老呢？合理运用理财工具可以有效地化解养老压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有一句投资名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的经济市场日趋完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上可供一般投资者选择的理财工具越来越多。即便是对理财所知甚少的人，也可以在专业理财顾问的帮助下，制定适合自己理财规划。
保险对养老有特殊意义
在各种理财工具中，最常见的是银行储蓄和债券，资金安全，可以比较灵活地取用，但是收益受近期利率影响，一般定期存款最长为5年，近年来货币市场一直处于利率下降区间，存在银行的资产甚至有贬值的可能；股票看似收益高，但伴随着非常高的风险。中德安联的理财专家指出，在众多理财工具中，保险对于养老而言有特殊的意义。保险不仅能提供人生各个阶段各种周全保障，确保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家庭和个人的生活品质不受到显著影响，还能够通过精算师、风险管理师等专业人士对资金的中长期筹划运作，达到资产的稳健增值。与储蓄相比，保险能提供长至几十年的资金运作时间，通常以投保时的利率作为保证利率的参考，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购买养老保险产品客户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二，保险有""半强制储蓄""的作用，能够避免资金使用的不确定性，做到专款专用；最重要的是，当意外事件发生时，只有保险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付一笔远大于投资数额的保险金，以解燃眉之急。
养儿防老的传统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未来的社会了。随着我国第一代独身子女进入婚育年龄，“421”的家庭模式即将到来，（目前北京市家庭平均人口为2.9人），也就是说一对夫妇对上需要照顾双方的父母，对下要养育一名子女，孩子成家后，父母已经退休，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依然生存，假如这个孩子得照顾所有的家人，含自己在内总共7个人，如果孩子的结婚对象与自己相仿，那便可能出现两个人照顾14个人的情况，这个经济负担不可谓不重。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北京市的大批独身子女父母将从2015年开始逐渐开始步入60岁。另一方面，目前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许多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子女赡养老人往往有心无力，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机构来代替子女为老人提供生活服务以及适当的精神照料。
社会养老保险只能“吃饱穿暖”。现行的社保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企业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男性职工60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且个人缴费满15年的，退休后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主要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月标准相当于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左右，个人帐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个人帐户（比例为本人工资的11%）累计储存额的1/120。国家参照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和职工工资增长情况，对基本养老金水平进行调整。社保旨在满足退休人员的最低养老需求，2003年，全国企业参保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老金为621元。
在职收入越高，退休后的社保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越低。社保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基数有上限，不超过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300%。这意味着，工资在缴的基数上限以内的人和工资远远高于上限的人，社保养老保险最后的差别并不太大。而对于工资收入较高的人来说，退休金和目前的收入反差会更大，生活质量的比例会更高。
企业年金尚未成熟
企业年金，是企业自愿为职工购买的集体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一些有能力的公司一般都较早的为员工建立了企业年金，并将其作为留住人才的手段之一。但是就全国而言，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形成。虽然早在1998-1999年就有保险公司推出了企业养老保险等类似企业年金的产品，但事实上远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年金市场。而且，其选择权和主动权都在企业手中，所以，想要依靠企业补充养老计划，还尚需时日。
构筑个人完善的养老保障。世界银行在199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扭转老年危机-保障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中指出，政府推行的退休保障制度须同时兼顾保障老人和促进经济增长。要做到老有所依，最佳的做法就是利用“三大养老支柱”提供全面的退休保障。“三大养老支柱”分别是：（1）政府管理及由税收资助的社会安全网；（2）由政府强制性推行地，私营机构管理且积聚足额资金的退休计划；（3）个人的自愿性储蓄及保险安排。未来依靠社保养老保险和企业过日子，可能远远不能满足个人养老生活期望，所以必须做到未雨绸缪，及早准备，尽快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其实，你的钱包里面只有两种钱，一种属于现在的你，一种属于未来的一位老人所有。如果你今天将老人的钱花掉，那就是年轻岁月透支晚年岁月，今天透支明天，年轻力壮透支年老体衰。
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养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等。
这个办法，形式上已经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同，是养老保险社会化的步骤之一。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可以用“一国两制”来形容：在企业，退休金按照其交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计发；而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依据其工龄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资计发。在绝大多数地方，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还没有实行社会化管理模式，平时也不交养老保险，退休后由当地财政计发退休金。
目前依然留存的事业单位养老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适应当时单位和人员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下人员流动频繁的需要。然而，制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果其变革和发展总是滞后于经济基础，它就会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因此，良好的制度变革应该适当超前于社会的发展，才能适应和引领社会的进步，而不能总是被社会拖着走。但眼下的事业单位养老体制改革，仍然与时代发展有距离。
首先，它离人人平等的权利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既没有把机关工作人员一并纳入社会化管理，也没有打算从制度上解决现行养老制度下企业员工退休金远低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员工退休金的问题。当下，企业员工的退休金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退休金，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很多企业员工哪怕是曾经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其退休金只及机关事业单位同等职称人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些问题都应该纳入全国一盘棋考虑，以建立健全没有身份差别的统一养老保险制度。
其次，这个改革试点以人为本位的权重仍明显不足，部门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影影绰绰。一方面，它虽然强调养老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但与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现实差距仍不小。另一方面，养老保险还没有脱出部门利益的圈套，仍然由地方的部门统筹，而非由更加市场化的、全国性的公司统筹。
在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异极大的背景下，社会保险的各地基数不同、费率不同、建账比例不同，失业、养老、医保标准不同，彼此之间的衔接非常不易。如果仍然维持现行“划地而治、部门割据”的格局，社会保障的各项账户随公民自由流动将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极大地损害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每到年末，珠三角的农民工就退保成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为根据规定，农民工要享受到养老金，必须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后，且要在当地连续缴纳保险十五年以上。而若要退保，就只能拿回自己个人账户的一部分钱，企业缴纳的部分就充实了当地社保基金。在现有社保制度下，跨地区、跨省流动的人员，不论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是企业工人，其实都是“农民工”，甚至连农民工的待遇都不如，因为农民工至少还能退保，而其他类型人员只能等“调动”，但户籍制度往往又成为“调动”的天花板。
显然，现行以行政区划模式建立的“划地而治”的养老保险体制，已经遇到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瓶颈。惟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破解行政区域的“划地而治”和“部门割据”。可以尝试的办法是，将公民的社会保障账户划到已经完全市场化的保险公司手里，他们都有全国性的战略布局，要实现全国内部统筹比现行政府体制下的社保不同利益主体间统筹容易得多。无论公民走到哪里，社保就跟随到哪里。这其中，政府的责任则回到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一是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基金，二是回归监管者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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